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,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

现在很多诗的弊端是过于冷静客观以致冷酷,凸显智性却丢失了血性与热情,自动放弃了情感的巨大力量。这样的诗歌没有温度,像温吞水,让人读了感到麻木。很多诗人在写这样的诗,他们尽管在力求显现辨识度,读者却无法从中看到什么辨识度。

作者:叶延滨

打开一期杂志,我们看到的诗,感觉雷同,语言近似,很多句子程式化、流行化。诗人写作的过程近乎原始记录,不动声色,更不动感情。把诗最根本的东西——打动人心的功能,彻底丢弃。只注重表现自我内心,而忽视普遍性、规律性的东西,主动疏离了与读者的勾连。大众对新诗的关注度降低,其责任在谁,不言而喻。

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,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。社会的进步,技术的发展,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。新的传播手段,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“文学皇冠”艺术,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,繁荣和杂芜共存,多样与无序同在,先锋与通俗携手。诗歌这门艺术,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,在一些人那里,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。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,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。因此,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,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,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,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。

降低写作难度已经成了很多诗人的习惯性。他们写出来的作品,与普通读者写出来的作品,没有多大区别,那还要我们诗人做什么?平铺直叙、大白话、白开水的所谓诗充斥于报刊及微信平台,人人小感觉,处处有鸡汤,败坏的是大家的胃口。个人的思想感情与时代脱节,所写的诗与人民所想所盼无关,这是需要诗人们反思的。

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,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。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,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、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,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。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,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。在“五四”时期,胡适、郭沫若、徐志摩、李金发、冰心、冯至等,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。抗战时期,艾青的《我爱这土地》、光未然的《黄河大合唱》、田汉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还有田间、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,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贺敬之的《放声歌唱》,以及郭小川、邵燕祥、闻捷、公刘等诗人的作品,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。直到改革开放,重新歌唱的牛汉、绿原等老诗人,以及舒婷、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,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……百年新诗历史中,对于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,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,写一部厚厚的专著。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,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,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。

耐不住寂寞,没有沉潜之心,不能长期坚守自我,总是跟在潮流的后面,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。今天的诗坛,需要更多的沉思求索,需要崇高,需要引领,才能抵制那些无聊、自娱、泡沫、垃圾。

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,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,也是诗人今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。诗坛空前繁荣纷杂,认真梳理一下,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,以下三种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,值得总结经验,以推动诗歌健康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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